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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西文化的关键性差别 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楼宇烈 二战期间,有一位美国的军事家到我国的驻美大使馆访问,问武官在军校里读些什么书,读不读《孙子兵法》。 我们的武官说:《孙子兵法》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中西文化的关键性差别

    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楼宇烈

      二战期间,有一位美国的军事学家到我国的驻美大使馆访问,问武官在军校里读些什么书,读不读《孙子兵法》。

      我们的武官说:《孙子兵法》确实是非常重要的经典,但是已经不太适应现代战争,我们需要学习西方理论。

      谁知这位美国人说:你们把《孙子兵法》读懂了,我们这些著作都可以不读。

      于是他分析了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孙子兵法》的差异,指出,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是理想主义的绝对论,是要把敌人彻底消灭掉,而《孙子兵法》则是现实主义的中庸之道,在现实中可以有各种变通的方法,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我认为,这个对比不仅是军事思想的对比,也是整个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比:西方文化是理想主义的绝对观念,中国文化则是现实主义的中庸思想。

      西方文化的传统,不论是哲学,还是近代兴起的实证科学,都是面对千差万别变动的现象世界,追求背后的本质或本原,追求现实之外的永恒、普遍、统一的真理。这是一种二元分离乃至对立的取向,本质与现象、本原与现实因为对立而无法统一。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取向会转变成对标准的追求,认为只有建立了一个可定义、普适化、可操作的标准,才把握了事物的本质。用标准来规范个体,常常会导致个体差异被抹平。

      如果认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才是哲学并以此为标准来看,中国没有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没有脱离形而下的纯理性思索,所以,中国也就没有哲学。但是,哲学并不就等于形而上学。中国文化的传统从不把现象与本质、形而上与形而下割裂开。

      《周易》讲的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在名义上虽然可以分开,但在现实中是无法分开的。“道”不离“器”,“器”不离“道”。这个特点也可以用宋明理学的范畴来说明。

      宋明理学有丰富的逻辑分析,理学家在形而上层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理”和“气”同样是不可分离的。朱熹就认为,“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在作理论分析时必须区别“理”和“气”,但在现实世界中,“理”和“气”是融为一体的。

      《论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子游说子夏的学生在洒扫、应对、进退等日常举止上是可以的,但这些都是枝节,根本的道理却没有传授。子夏听说了以后,大不以为然:不从人伦日用入手,怎么能认识天道性命呢?

      理学家对子夏的话非常推崇,认为“圣人之道,更无精粗,从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又说“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为两段事,洒扫应对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真正的道理无所不在,道就在人伦日用中,不是离开现实另外有个道。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就是常道,要重在从人伦日用中去体悟,这就很好地贯通了道与器。形而上与形而下,是贯通的还是分离的,这是中西哲学乃至中西文化的一个关键性差别。

      中国文化缺乏逻辑吗?

      有人说中国文化缺乏逻辑,要有也就是先秦名家有一点。这就让人奇怪了,逻辑和语言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逻辑怎么说话?中国人有自己的逻辑,有自己说话的一套规则。汉语是语境逻辑,是在一定语境次序中决定这个词的词性和含义,而不是脱离了语境去抽象地分析某个词,也不是脱离了语境、形式化地由大小前提得出结论。

      如果认为逻辑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那么,就会觉得中国没有逻辑。可是,中国人几千年说话都是颠三倒四的吗?中国有中国自己的逻辑,只是我们没有挖掘出来,或者说,因为西方人没有认识到。

      停留在概念、思维的逻辑分析与纯理性,在中国文化里确实没有发展。但中国文化的实践性,不正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吗?中国哲学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为什么要用西方哲学的标准否定中国自己的哲学呢?

      这就涉及思维方式的问题。举一个例子:《道德经》中的“道”,很多人在分析“道”到底是精神实体还是物质实体。这已经是西方的思维方式了,要去思索一个独立于万物之外的本原。

      如果我们不纠缠于某些具体的用语,从整体上来理解老子的意思,“道”在哪里?不是独立于万物之外有个“道”,“道”就在万物之中,离开了万物没有“道”。“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天从“道”得到清的特性,地从“道”得到宁的特性,“道”在不同的事物上表现为不同的特性。老子最推崇水,“上善若水”,观水可以悟“道”。水是无形的,但又可以随物赋形。如果撇开这些而研究“道”是一个精神实体还是物质实体,就完全偏离了老子最核心的思想。

      再如,有一段时期,人们常纠结于心与物哪个是第一性的,谁决定谁。这其实就是西方思维方式,先认为二者是分离的,再去追求统一的本原。中国哲学重点探讨的不是哪个是第一性的问题,而是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心与物在一起会有什么反应的问题。

      王阳明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过去我们认为是主观唯心主义,以为他的意思是心产生了物,其实并不如此。

      《传习录》记载,有一次,王阳明在外游玩,朋友指着一棵开花的树问,它在心内还是心外,王阳明回答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这里的“寂”是指不彰显,但花是存在的。不是说心产生了花,而是说心赋予了花以价值,心与花之间是相互感应的关系。儒家讲天人感应,佛教讲心缘境由,境由心显,都是要揭示心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与意义。

      我们不能削足适履,而要量体裁衣,真正理解中国文化本身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近代以来,由于实证科学的影响,我们已经习惯于标准化的思维方式。不同文化都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正因为有类型上的差异,文化的互补才有可能。我们当然也要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点,但前提是要有文化主体性。

      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解读中国哲学,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哲学自身的特性,结果往往是在解构中国文化。我们不能削足适履,而要量体裁衣。只有转变思维方式,去掉有色眼镜,才能理解中国文化本身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发现中国文化对解决当前人生、社会问题的价值和意义,也才能更好地选择性吸收西方哲学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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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学习繁体字

    千次阅读 2008-05-04 12:41:00
    关于学习繁体字2007/11/12 — 孙虹钢 (阅读: 1080) 我们用了很多年的汉字,简体的,只知道字,不知道字的真正含义是什么。还好,小时候老爸有几部竖版繁体的四大名著,所以繁体字还大都认得。后来,认识的台湾朋友...
    关于学习繁体字2007/11/12 — 孙虹钢 (阅读: 1080)  我们用了很多年的汉字,简体的,只知道字,不知道字的真正含义是什么。还好,小时候老爸有几部竖版繁体的四大名著,所以繁体字还大都认得。后来,认识的台湾朋友多,发现他们个个都有很好的国学底子,很多还是中西贯通,他们使用繁体字(正体字),写的字也很好。有一次在上海录头脑风暴节目,关于两岸三地企业家的,主持人袁岳让我说个简单的区分三地企业家的方法,我说,就写字吧,每人在小白板上写个“头脑风暴”,一下子就出来了。台湾人写的是繁体字,而且规矩、好看;香港人的字基本上是“画”出来的;大陆(内地)的人呢,唉,不说了,汗哪。  简体字确实对于推广十分有利,不过呢,汉字本身的很多意思就不明显了,说实话,对人的思维启迪不够有利。  举个例子吧——“爱”,表示爱情、男女之情爱呗。但繁体字“愛”的含义可不是。繁体的愛,是“有心之爱”;简体呢,成了“无心之爱”。区别是:有心之愛,是理性的,负责任的愛;无心之爱,就有点不知东南西北了。在中国文化当中,心,是用来进行理性思考的,所谓“心之官则思”。  再看“學習”两个字。简体的学习,啥都不明白,习和刁,很多孩子还分不清楚。所以呢,一讲“学而时习之,不亦悅乎”,就以为是死记硬背,然后去重复再重复——严重的误导,严重的误人子弟也!  “學習”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學,上面的核心是个爻字,是易经的卦的基本零件,表示天地万物的规律,表示基本的规则、方法、工具。學,就是用孩子一样的开心的、玩的状态,去學習和掌握规律、本质、方法、工具,而不是手放在背后,一本正经地背那些哪里都可以查到,背了也会还给老师的“素材”。習呢,本来是鸟儿在太阳的上面飞翔,表示勤奋,实践,以及适合的时间。但是现在的“习”,你能明白什么呢?  放一张图,是我给总裁班讲“太极思维”时才讲的,应该如何理解“學習”。  其实,国家一直说“简体字”,也就是说,现在用的,只是标准汉字的简体版而已。那么,有简体版,自然是因为正宗和正根不是简体,叫正体也罢,叫繁体也罢,其实无所谓。请你注意,繁体的繁字,本身那么繁琐,可是就从来没有简化过。你想想,这是为什么?  我们有些朋友,用简体字用习惯了,一听说可能有人倡导繁体,就跳出来反对。请你琢磨琢磨,想明白了,再表态。  老孙还多说一句,现在的天时,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族之复兴中,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乃是先导,而“中华民族文化”呢,则是实质。天时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也。咱得做个明白人、聪明人、智慧人。  在不久前举办的“第八届国际汉字研讨会”上,北大苏培成教授提出,汉字在中国的应用,建议“简体字与繁体字和谐共处”。对此提议,小孙同学我无比地赞同!而且,从规范和体现文化的方面上讲,最好官方使用的正式公文等先恢复使用繁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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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知道哪位中西文化融合的大家创立了汉语拼音,这种东西自然没有什么难度,但是从计算机发明之后,却给汉字带来了一场灾难。当然了,如果最终中国人都开始使用英语,那么这场汉字的灾难未必不是好事,不过不管怎么说...

             不知道哪位中西文化融合的大家创立了汉语拼音,这种东西自然没有什么难度,但是从计算机发明之后,却给汉字带来了一场灾难。当然了,如果最终中国人都开始使用英语,那么这场汉字的灾难未必不是好事,不过不管怎么说,这肯定不是那位汉语拼音设计者的初衷。因为汉语拼音学的好对英语无疑一点用都没有,另一方面,他也未必一开始就是为了把汉字从人民的日常使用中消灭。

             汉语拼音到底有什么用?就是读音啊。没有汉语拼音会怎么样?其实古代就有标读音的方法啊,四种声调就是我国自有的东西。我们从小就学汉语拼音,还他妈的要知道什么元音,辅音,连读,等等很多术语,不客气的说,我现在都搞不清楚。很多人可能误会我拼音学的不好,其实大错特错了,我本人从小学起,拼音学的非常过硬,在记忆当中没拼错过,考试没丢过分。因为本人语感非常好,我一直非常奇怪怎么会有学生拼不对拼音,发音本身就是拼音,怎么可能会读不会拼呢?可见,舍本逐末的拼音多么荒唐,就为了表示一个读音,附加了很多的机械知识点,以至于,即使学生会读这个汉字,却写不对它的拼音,已经会读了,干嘛还要写它的拼音呢?拼音不就是标注读音的吗?

            当然了,拼音不是一点用都没有,它的确能完成分解读音的任务,不过我学了英语音标之后,觉得汉语拼音根本就不对,每个拼音其实单独读的时候是不对的,因为每个拼音都是汉字发音,但是实际上分解后的读音,很多根本就没有汉字发那个音。比如b这个拼音,读be,其实真正的读音是b,没有后面的e。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计算机出现之前,其实拼音还称不上灾难,对汉字影响不大,除了小学一二年级,高年级和日常中我们使用的还是汉字,只不过用拼音来标注读音,这左右也的确达到了。


         计算机时代到来之后,汉字的输入问题立刻开始引人注目了,曾经的王码红极一时,而且现在应该也还是个不错公司。五笔输入,曾经多么的红火?不过现在被一个非常普通的毫无创意的输入法打的打败,对了,就是拼音输入法。我自己就练过五笔输入,输入速度比拼音也快,但是我用拼音很多年了,为什么?因为五笔不是标准输入法,很多计算机上没有,最要命的是,不同的五笔输入法,编码是不同的,虽然数量百分比不是很大,但是你基本上肯定会频繁的遇到你换了输入法某个字就是打不出来的情况。你会说,有很多解决办法:

    苦练五笔输入法,熟悉各种输入法编码——这个方法太不实际了

    随身携带自己熟悉的五笔输入法,随身安装——这个真不现实,我曾经备份过自己熟悉的输入法,但是还是非常不方便。

    个别字切换到拼音,这个代价很小,但是就是这个方法,最终让我改用拼音输入法。


    拼音输入法,有联想功能,这个是一个非常牛逼的功能,也是我最终选用拼音的真正原因。汉语同音字太多,老的拼音输入法没解决这个问题,选拼音太他妈的让人抓狂了。Goolge输入法有帐户同步功能,自己熟悉的偏好,词语会被备份到云端,云服务必将一统天下,不管你信不信,我是信的。


    最重要的作为一个产品,拼音输入法是没有学习成本的,只要你会按键盘,只要你学过汉语拼音,你就能用拼音输入法。其它的形形色色的输入法,你高级到天上去,不管你使用了多少高深技术,多么的专业,熟练之后能一分钟1万字,都是没有用的,因为大家没那个功夫去学。


    那么所谓的拼音输入法的灾难在哪呢?很多人可能没有发现,特别是汉语汉字功夫比扎实的人,可能拼音输入法就是个输入工具,对汉语本身影响不大,但是至少有一点,我们手写汉字很少了,就我来说,偏僻一点的字就不会写了,当然我认识它,也知道它怎么念,但是写到纸上就是另一回事了。严重的是年轻的一代,会读会打字不会写字的人你们见过吗?我就见过,初中没毕业,字噼里啪啦打的飞快,写嘛,根本不会。火星文你见过吧?网络上遍地的同音错别字你见过吧?这写东西已经反过来,影响汉语言本身了,很多人已经熟悉了我们原来认为是错误的语法,和错字。


    汉字绝不仅仅是汉字,更重要的它是语言,如果说表示语言的字符可以更改,但是语言本身要改就不是小事情了,但是表示语言的字符如果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那么语言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所以汉字,能丢吗?显然,目前来说,还不敢。那么就不可避免网络上漫天的错别字——由拼音输入法引起的错别字。若干年以后,会写汉字可能已经是一项技能,就像今天能写毛笔书法的人;我们今天认为的错别字,那时可能已经合法,草泥马已经是教科书里的标准词语,你如果一着急喊出原来那三个字,大家会说你怎么这么别扭,舌头没律直吧。


    我觉得目前那帮专家应该做一件不弱智的事情,就是出一个五笔输入法的标准编码,就像字符编码那样,然后学校作为基本科目,每个学生从小就必须掌握这个标准的五笔编码。当然,其实未必是五笔输入法,其他输入法也可以,但是必须要合理,拼音输入法容易出错,是汉字发音少的本质决定,汉语发音有300多个,但是常用汉字有3000个,也就是说,300个汉字肯定不够用,但是在拼音这个问题是就是用300多个拼音表示所有汉字,剩下的就是选,输入再智能也不可能避免错误,因为机器不能代替人写文章,汉语更多的东西是用文字表达,而不仅仅是发音。


    从拼音输入法的流行,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设计一个产品,你想让它流行起来,未必这个产品是最高效的,而是用户最容易接受的。拼音输入法的输入速度,正确率我觉得会完败给五笔输入法,而且五笔输入法很难学吗?其实根本不难学,但是,只要有那么一点点难,90%的人就会逃离。


    我儿子6岁了,他无师自通的会玩《植物大战僵尸》、《愤怒的小鸟》这些游戏,他3岁刚会摸键盘就打CS,而且他《植物大战僵尸》和《愤怒的小鸟》比我玩的不差,最后的僵尸博士那关,我有时都过不去,但是他能过去。这告诉我们,尽量设计简单的产品,如果一个产品,10岁的孩子用着不顺手,那么这个产品必然不能大众化。去幼儿园请一些测试人员吧,他们可以准确的测试出产品的成败。


    补充:看了很多评论,补充说明一下

    1. 汉字的输入法本身就不是一个原生产品,是用英文打字机键盘输入汉字,所以问题肯定有。但是事实证明,无论是语音输入还是手写输入都代替不了打字,语音输入也许还不成熟,但是语音输入的硬伤是会干扰其它人。实际上我非常不看好语音,继人类普通人不会手写书法(除了一些专业人士),下一个就是不会说话了(除了某些专业人员),再进一步就是连听都听不懂了。如果说未来的话,最大的可能是意志控制屏幕显示符号,这个速度是现在的方式望尘莫及的。人们要交流,只要接通彼此的屏幕,意志就能控制显示信息,即不用说也不用写,可能新的文字体系会被发明出来。另一个现象就是人的体能下降,人类最终退化成单纯大脑发达生物,手脚都不用了。你觉得我在开玩笑吗?从生物学的角度,这个进程不会很快,但是也不像过去那么慢,几十万年足以改变人类的某些生理特征。今天的人类实际上从体能的角度已经弱于古代了,因为人类需要做的体力活动大大减少,只是在生理学上可能还不是非常的明显,因为时间还不长。

    2. 回到拼音的问题上,汉字关联着汉语,抛弃汉字就意味着汉语被抛弃,一个民族转而用另一种语言,这不是个小事情,目前还没有这个计划吧?所以还是应该讨论汉语问题。汉字是象形字,和因为的那种字母的排列组合非常的不同,英文的字母是顺序排列的,汉字是各种组合方式,而且不同字根的组合写法是有差别的,总之比英语复杂。但是也就没有英语那种简单的逻辑。汉字的整个发展字形都是据首位的,形声字只是辅助的,不是绝对的,汉字的读音和汉字本身非常脱节。而且汉字读音太少,远远不够表示汉字。一个字形输入法,肯定比学习拿着笔写字要容易的多,如果小学生都能学会手写汉字,没有理由学不会一个字形输入法。我现在突然想到,虽然国家现在还没有这个计划,但是未来几乎是一定会有这样一个标准的,因为一个事实就是手写汉字最终会被赶出人们的日常生活。

    3. 一个产品的成功是多方面的,一个是内在的技术含量,技术能够让产品更好,好多人把技术理解成卖弄,实际上没有技术就没有好产品,这几乎是一定的,现在的情况就是创意太多,技术太少,没有技术含量的东西,很快会被别人模仿。另一个就是使用难度,在某些特定的吃独食的领域,产品再难用,人们的也得用,但是一旦有了竞争,降低使用难度是一个不变的真理。技术的实质是什么?不就是让工作更容易吗?当然一旦涉及到实际,就变得非常复杂了,商业的考虑,竞争的考虑,都可能影响产品。其实用户需要的产品很多时候就是希望,他坐在那里什么都动,工作就完成了,虽然这种要求不对,但是尽量满足他。


    最后想说,设计一款产品不是那么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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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于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首任院长阮昕,以及交大设计日前全面启动的建筑、工业设计工程、风景园林三个专业硕士(国际)项目,有方的读者应已不陌生。项目招生开放至今,这一“国门内的全英文国际化设计教育”,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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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首任院长阮昕,以及交大设计日前全面启动的建筑学、工业设计工程、风景园林三个专业硕士(国际)项目,有方的读者应已不陌生。 项目招生开放至今,这一“国门内的全英文国际化设计教育”,引起了广泛关注与讨论。在10月31日网上报名截止前,通过以下11个提问,走近院长阮昕理解中“对标国际”的判断标准,及中西设计教育之间的共性与微差。38c5ad851340bc1c6d81882bf9752e6b.png

    △ 阮昕,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首任院长、光启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城市建筑环境学院副院长、建筑系主任(2004-2018),悉尼科技大学建筑学院院长(2002-2004)。现任国际建筑师协会建筑评论家委员会委员、美国建筑历史学家学会会员、澳大利亚建筑师学会学术会员、新南威尔士大学荣誉教授、同济大学顾问教授。

    Q&A有方  在上次有方专访后的这一年,您提到的《浮生·建筑》一书,“2019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规划建筑板块”展览,“设计教育理念国际研讨会”以及设计学院的国际项目,都或者顺利完成,或者有了实质进展,可以说是“动作频频”。除了它们,最近又“邂逅”了哪些事情?阮昕  很有意思,一年之后又从“邂逅”谈起,而你说的这几件事确实是在逐一推进。去年11月我们组织召开了设计教育理念国际研讨会,讨论对于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设计教育能够如何应对?当时提及最多的挑战是气候变化、地缘政治、资源分配不均——谁也没有想到会有“新冠”,所有重大事件都被它打断、很多问题都要重新考量。“新冠”发生后,我们的教学逐渐演化为轰轰烈烈的线上学术交流。比如说建筑学系的“青交建筑论坛”,邀请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建筑师在这个平台上展开交流,与我们的师生谈谈在实践中面临的问题。这个系列也被称作“青交吐槽会”,大家都很坦诚,面对问题有一种幽默的态度,放下了些传统学术里“教”与“学”不平等的关系。在此之外的大型活动还包括邬达克讲堂,与上海市风景园林学会共同举办的风景园林大师讲坛,以及创新设计“大家”谈等。近期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对设计实践导师(Teaching Fellowship)的招聘,后来应聘的人非常多。在制度上我们能让这些老师成为交大的一员,是合同制,根据自己的研究和实践来设定设计教学题目。虽然近期的课程都是在线上,但最终效果也非常好,设计实践导师几乎成为了我们专业教学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所以,虽然“新冠”好像彻底改变了生活,但新的邂逅还是很多;包括我们的新聘实践型教授庄慎老师,一位非常有成就的建筑师加入到我们的教学行列里。可以说,很多事并未因“新冠”而停滞。abaf3795ed42cab4378305fd4bbdc8db.png0f3c95acd10e8e48f71226e43377e8ae.png

    △ 邬达克讲堂15期海报(滑动查看)

    7fbe1d18d68ce389571bcbb37d6ff09b.png△ 青交建筑论坛总海报有方  您觉得疫情后普遍的线上交流,会对学术态势带来什么长期的改变吗?阮昕  首先,线上交流的受众面之大,完全出乎我们意料。我们此前举办的线下学术活动,除非是学术明星、明星设计师主讲,否则经常会担心没有人来听,总要组织学生或者同事。而在线上,最近我主持的孟建民院士孔宇航院长邬达克讲座,轻轻松松就能有几千人参与。我觉得这是一道全新的风景线。尽管如此,我依然觉得线下面对面的交流,是线上无法取代的。比如在我们9月组织的线上讲座“哈佛大学《敦巴顿橡树园中国园林文集》编纂史与新视域”中,因为主讲嘉宾Alison Hardie与我有很多共同的故交,过程中既谈学术、又叙旧、偶尔也穿插到其他的事情,就会感到线上沟通终归有些隔阂。此外,当我在线上授课,即便是已教了十多年的“住宅历史”,还是会感到线上的局限:如果不能看到学生的眼神,不能感受到教室里的气氛,我有时就会讲得“非常努力”而没有足够的停顿,学生浸润其中的理解就会变得略为困难。这就像是看话剧和看电影的区别。线上的文化交流,于我而言像是bittersweet苦乐参半。我相信人们面对面的交流是永远无法被完全取代的。尽管现在看来,“新冠”很可能会跟我们长期为伍,但人际线下的交流一定会复归,而且大家会愈加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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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风景园林大师讲坛第9期,“哈佛大学《敦巴顿橡树园中国园林文集》编纂史与新视域”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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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风景园林大师讲坛第2期,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主席James Hayter演讲现场  摄影:唐飞龙

    有方  交大去年主办的设计教育理念国际研讨会,某种程度上也是与即将展开教学合作的院校学者之间的一次交锋。这次研讨中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论点?是否及如何影响了后续国际项目的组织?阮昕  你可能还记得我们在活动前的设想:通过自由的交流对谈,把希腊传统的“symposium”延续下来;在轻松的氛围下,每个人事先思考过主题后再发言,期间其他人不要打岔(笑),发言结束后大家再提问。会议前大家有点担忧,怕这样做会导致讨论松散,收获不如目前学术研讨中常见的“演讲”模式多。但事实上,这种顾虑在活动开始不久后就打消了,最终讨论的深度和广度都出乎我们的意料。会后一个很深的印象是,对于几个核心问题——比如设计教育是否能对当代面临的挑战起到必不可少的作用、而不仅是一个美学问题?全球化是否是不可挡的趋势(当时还未经历“新冠”带来的颠覆性隔绝),但同时也会带来资源和机会的不公?——从道义的角度讲,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有共识。但因为地缘政治、技术语言、资源条件不同等种种原因,在实施层面的方法上,大家的思路可能很不一样。会议结束后,可以将交大设计想做的事情总结为:“体用并举,设计大义”。体用并举,可以具体地理解成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可以自然地延伸到中西文化的交流上,也可将之提高到哲学的高度,亦即“道器并举”。培养专业人才,是我们学科不可回避的问题;但归根结底,从中国文化的教育来讲,我们的目的是春秋大义,设计大义——最后讲的既是道德,也是美学,品位,人生态度。这次会议给了我们厘清设计教育理念的机会,又在具体的操作上提供了课题。de7bda1deb715901e3df720c49f63251.png△ 设计教育理念国际研讨会 - 圆桌对谈  摄影:高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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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设计教育理念国际研讨会 - 会议现场  摄影:高艳华有方  回到本次专访的主题:今年交大设计全面启动的专业硕士(国际)项目。在您的理解中,相较国内外同等级高校的硕士培养,交大项目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阮昕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有意思的是,在我们开始筹划国际专硕项目的时候,没有人能预见“新冠”大流行会给全球化带来这么大的挑战,中国学生出国会变得困难重重。而今日,在中国本土办国际项目、做国际交流的重要性,就全部体现出来了。我们三个项目中的工业设计工程(IIDE),在今年9月已启动教学;建筑学风景园林国际专硕,则将于明年9月开始。全英文授课、外聘国际顶尖高校教师前来交大授课,是项目最明显的突破。校企合作是另一个重要特色,比如IIDE项目已与阿里、华为、小米、上汽等重要企业携手办学。建筑学和风景园林项目也有这个特点,区别在于学院与行业的结合是通过设计实践导师制度和具体的教案设计实现——因为在这两个专业,“企业”的定义相对模糊。此外,三个学位有一个共享的背景,就是长三角一体化。“大上海”是我们操作的具体环境,超大高密度城市的设计提升是我们的重要议题。前段时间住建部和上海市有一个合作框架,叫作“超大高密度城市的精细化管理”;现在我们正与交大国务学院、城市治理研究院合作,研究超大高密度城市精细化管理所需要的设计提升——如果没有设计,城市管理就可能仅停留在政策层面上,难有具体落实。以上,是我理解中交大设计国际专硕的特点,也是我们应该做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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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交大徐汇校区工程馆

    有方  您如何理解对于项目“国际化”程度的判断标准?阮昕  国际化的定义确实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上次专访里我们讨论过,院系调整后的上海交大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后“重振雄风”,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走了国际化的道路。而对于学院,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能否在国际化的层面上,对品质做出判断?这种判断,首先要选择真正恰当的准则。对于今日中国的设计教育,如果看我们学生画的图、参与的国际交流、在国际竞赛中的获奖率,以及中国设计师在期刊刊登的漂亮照片等等,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印象:中国的设计教育水平还蛮高的,已经不错了。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看中国城市建设的品质,看看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住宅小区、公共设计、道路管网上下水等基础设施的品质和安全性……如果从这些层面上做品质的判断,我们似乎没有太多可骄傲的地方。我们的设计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的国家战略提到长三角一体化,要在超大高密度城市的基础上做精细化管理,而光谈管理没有设计的精细化是肯定不行的,很多方面要通过设计来提升。“国际化”不全等于要把学生送到美国欧洲,也不仅指将国外师资引入中国,以城市环境的品质为判断标准,“对标国际一流”才能有实在的含义。如果想在这个层面上做好,首先要有平视的态度、平和的心境;对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国外的发展,要避免仰视和鄙视这两种极端的态度。过去,我们似乎仰视得比较厉害,而现在我担心鄙视的势头会有上涨,要特别警惕。有方  也就是说,“设计教育”的一流与否,还是要看我们的城市人居环境是否有品质上的改善。阮昕  对。如果忽略了这个,“设计教育”就有点自娱自乐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优秀城市环境,往往是在一定的文化和经济发展基础上,人居模式与城市空间达到的极好平衡。由此才有威尼斯这样的,我们至今依然能够回味欣赏的城市艺术品。我想,今天是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现在的经济和政治条件,都已经具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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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究主题”,交大设计学院官网截图

    有方  这一希望落于实处的国际化目标,具体将通过怎样的培养机制实现?阮昕  具体来说,首先是兼收并蓄,然后渐渐做到以我为主。操作层面上,国际专硕项目的最重要特色之一,就是有接近一半的课程是外请合作院校的老师来教授。而“以我为主”不是妄自尊大,是指三个项目要有对自己特色和定位的清晰认识,基于交大、上海、长三角的背景,找准自己的方向感。如果能厘清“对标国际一流”的实质要求,并兼顾“兼收并蓄、以我为主”,则具体操作中即使有困难,也应是可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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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设计教育理念国际研讨会 - 院长主题报告及高峰论坛/圆桌对谈  摄影:杨行智(上)、朱晨怡(下)有方  三个项目希望培养出怎样的学生群体?将如何在您一贯关注的职业技能培养与人文通识教育之间,取得平衡?阮昕  交大设计的教育理念和具体操作,可总结为“体用并举、设计大义;以体为道,以用为器”。在这个原则下,职业技能与人文通识之间的平衡,确实是我们培养的重要目标,当然这个平衡也一定是动态的。对人文通识或者说道德的培养无疑重要,但一定要具体化,否则就很容易流于空泛、让学生产生抵触。在具体化后——比如说当“可持续性”同时成为一个文化/道义/技术问题,讨论就会变得很有意思,能将道义与专业技术问题结合在一起。这是设计教育中的人文通识层面能做到的,在这个基础上才得有品位——如果设计教育仅将“品位”理解为一种视觉倾向,则无疑是种危险的误区。而专业的职业技能,是设计教育的看家本领。其所指,要分学科进行具体的讨论和定义,认识到什么是我们需要长时间积累的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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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设计学院教学日常  摄影:张帆(下)

    有方  三项目中的工业设计工程(IIDE)已于去年启动招生,第一届报考情况如何?迄今收到了来自师生的哪些反馈?阮昕  第一届新生已于今年9月入学,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学习。虽然去年的招生工作有些仓促,但这届学生的综合素质之高,出乎我们的意料。这可能跟“新冠”带来的国际形势转变有关,也可能跟我们的课程设置理念有关:具体来说,IIDE就是把设计提高到通识的层面上,不再把工业设计限制在产品设计的层次上。这是一个“虚实结合”的专业,它面对的既有实实在在的产品,比如一个手机、一段程序,同时也包含虚拟的无形的东西,将人和人、物、空间、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智能科技的、社会生活品质的层面上,都体现出来。运行至今,学生目前处在好奇而充满热情的阶段。最近我们和上汽、阿里等企业合作,做了一系列工作坊和设计周:上汽有一整个团队每周前来授课,而近日举办的阿里巴巴设计日也是以IIDE为主导,阿里的设计师们有私下反馈说看中多位同学,希望未来能到阿里就职。对于校企合作,我们希望学生知道这是“理应如此”,而不仅是因为专业硕士是目前政策倡导的一个方向。过去的学术硕士,可能在无形中拉开了学术科研与具体行业的距离,但实际上行业跟大学是一定要有合作关系的:大学的天职一是完成知识的延续传承,二是探索真理、实现知识的创新;同时,行业也不仅是现有知识的使用方,不仅扮演着“知识回收”的角色。当下的成功企业往往在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方面也做得很好,以华为为例,对R&D的投资巨大。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互学习、相互刺激,推进大学与行业的合作呢?目前来看,我们的学生对这点是完全理解的,能感受到校企合作带来的机会。让学生理解我们的教育理念,是重要的第一步,因为一个成功的学位项目,定然是师生合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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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里巴巴设计日海报(左)、第一届IIDE项目开课合影(右)

    有方  去年专访谈到国际项目时,您最后的一段话让我印象很深:“长远来看,也希望让更多的国际学生融入到这个格局中。在知识阶层,大家都很清楚,我们面对的一定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否则就不会有人类的未来。”今年的疫情,可能让很多人第一次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了真切的认识。您觉得这次疫情对国际文化生态,会有什么长期影响吗?阮昕  这是我最近常想到的问题,一个原因是我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将近30年,而现在中澳关系面临着考验。去年不知为何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这个话有些“讲重了”,但在今日却格外真切。对于未来的全球文化合作,我依然是乐观的。因为知识阶层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念是更加坚定的。但现在面对的考验也更大,因为目前西方还有一个类似辜鸿铭老先生曾指出的“盲民”(the mob)的阶层,主流政治导向对他们的影响会非常大。很多国外同行会觉得这情况非常令人担忧,以美国为例,这个阶层如果占比近30%、40%,考验将是巨大的,因其不能做到历史地、客观地、文化地看待问题。在今日回顾去年谈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果我们自诩为知识阶层,能够通过对人才的培养等途径带来一些影响、有所践行,那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去努力。有方  无论是交大的国际项目,还是新近公布的您将担任中欧建筑奖评委会主席、首届中欧建筑邀请展学术委员会成员,可以说国际对话始终是您致力于的一个方向。采访的最后希望了解,您如何理解设计教育领域,文化沟通的意义?阮昕  好像都是偶然的事件,都不是“规划”来的,但又恰好都与文化间的沟通交流有关。不久前在ArchDaily发布的一个采访,问我“为什么中西交流是我感兴趣的事”,回忆后我发现这也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从前因为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所知甚少,所以都想学习,自然就带来了比较。在我的理解中,文化间沟通的意义就类似于钱锺书先生所讲的“打通”,这是“比较”的目的。钱老先生给自己想了一个英文的说法,striking the connection,听起来更耳目一新些(笑)。在“打通”的过程中,需要比较对象的“共性”与“微差”;在共性之外,对不同文化背景中微差的辨析,才是“打通”所追求的目标。回想最近在国内跑的地方,从旅馆房间里看出去,千城一面。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城市的情况,是我们设计教育者要面对的现实。在这个层面上看,略有些伤感。我们的出路是什么?今天还会重建一个从元大都开始到明清的北京,重新创作出一个威尼斯吗?但细想又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如果仔细挖掘,或许还是能见到千城一面背后微妙的地方性。一个通俗的例子是,我最近老坐飞机,也常是东航;而东航的那碗面,在上海是上海的做法,到了昆明用的咸菜和辣椒就不一样,再到温州就变成鱼丸面了。都是东航的一碗面,但也能有这种微殊的地方性;而在设计教育与交流里,这微差尤值得引起大家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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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阮昕,2015年于悉尼歌剧院伍重室(Utzon Room)中讲座现场。cc1eddcbbb684ead64968aab201c7341.png采访及撰稿 / 原源视觉 / 李茜雅   校对 / 崔婧、原源本文版权归有方所有,图片由上海交大设计学院提供,部分图片源自网络,版权均归原作者所有。欢迎转发,禁止以有方编辑版本转载。7f12f845530befea48f266967b302465.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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